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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忘初心
牢记使命
前言
 
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。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，是全体党员、干部的终身课题。为推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，党史研究室将推出一系列红色故事、党史人物等专题文章，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革命传统，守初心、担使命，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三台高质量发展。
王蕴中简介
王蕴中(1899-1927.11)，初名心诚，化名王文中、王敬贤，三台县三元镇人。1921年潼属联中毕业。1923年到北京求学。1924年考入国立北京工业专科大学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不久任工专党支部书记。1925年至1926年，多次参加工农学生运动，与同乡学友创办“梓光社”宣传马列主义。
1927年4月调中共北京市党部任交通员10月被捕。11月18日，王蕴中等18名同志被军阀秘密杀害。解放后，经国务院批准为“十八革命烈士”。
挣脱家庭束缚 探索革命真理
王蕴中家世代务农，父亲王宜之和母亲吴氏朴实贤能。王蕴中兄弟三人，因家境贫寒，他自小过继给伯父。伯父的思想比较开明，支持他到新学堂—县立高等小学读书，这让蕴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启蒙。在校期间，他与同学谭卫根(两河乡人，今属大英县)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1918年，王蕴中和谭卫根考人潼属联立中学，他们在校相互鼓励、立志上进。1919年5月中旬，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三台，一批进步师生走上街头游行演讲，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，给蕴中以极大的思想震动，特别是“民主、科学、进步”的口号，深深吸引了他。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，王蕴中、谭卫根、贺诚(两河乡人，今属射洪县)等批青年学生开始思考中国的现状和命运，强烈地追求新思想、新理论。这一时期，新村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思想学说迅速传播三台学界，王蕴中和好友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这些学说的辩论中，籍此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。然而，流派众多的学说、观点，让这批学子感到茫然。1920年秋，他们在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李达等和张东荪、梁启超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受到启发，并在同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、争辩中，开始抛弃空想社会主义、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，倾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和研讨。当时三台还没有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出售，他们只能从《新青年》《劳动者》等刊物上读到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诞生，给王蕴中他们以极大鼓舞，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、中国的未来，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对革命真理的探索。
1921年秋，王蕴中中学毕业。他和谭卫根商定，第二年春天一起去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求学，去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实践他们救国救民、改造社会的理想。但这一想法遭到蕴中家人的反对，尤其是他祖父，对“父母在、不远游”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，加之听说北京很“乱”，学生整天上街跟政府“作对”，许多学生连命都丢了，因此更是百般阻拦。蕴中虽多次和祖父争论，但都未得到同意。这年冬天，好友谭卫根得知情况后，便跟蕴中一起去说服他的家人。激烈争论后，祖父初步同意让王蕴中跟随谭卫根去北京。
1922年春，约定去京的日期将至。就在这时，祖父突然病重，家人开始反对他离家。为了彻底打消他出走的念头，由祖父作主，为他定下亲事，娶妻陈氏。4月，谭卫根、贺诚只好先行。不久，蕴中的另一好友左道之（左军，新生乡人，1926年由党组织送苏联东方大学学习，派驻第三国际)又赶赴北京。1922年，正值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，青年学生运动蓬勃高涨，谭卫根、贺诚、左道之三人很快被吸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)。面对革命的滚滚洪流，谭卫根给蕴中写了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信，畅谈自己的理想、抱负，并希望他早日来京。
在家的王蕴中再也坐不住了。1923年3月，在妻子的支持和叔父王锡田的资助下，毅然挣脱家庭束缚，偕好友谭襄城(三台象山乡人，今属大英县)、左治生(三台秋林人）杨蕴璞、蒋瑞琪、杨征辅(三人均系象山乡人)等到京。他们受到谭卫根、贺诚、左道之的热情接待和照顾。经过紧张的复习，于次年参加高考，王蕴中、谭襄城考入国立北京工专，左治生考入北京中国大学，杨征辅考入北京大学，杨蕴璞、蒋瑞琪考入北京朝阳大学。
入学后，大家团结甚密，精神奋发，勤学不怠，倾心国事。1924年春，左道之、谭卫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他俩的影响下，王蕴中孜孜不倦地阅读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《工人周刊》等进步书刊，潜心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国家命运，分析现实社会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，使自己在思想上、政治上日趋成熟。同年秋，经贺诚、左道之介绍，王蕴中和好友谭襄城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名宣传进步思想 投身革命洪流
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，国共合作步伐加快，工农运动迅速发展。1924年底，北京地委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，组织党、团员到农村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，启发农民阶级觉悟。入党后的王蕴中、左道之、谭卫根等人，在李大钊、邓中夏的领导下，深入到西郊公主坟、跑马厂、羊圈头、卧佛寺一带村庄，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，建立农民协会和“农民自卫队”，开展“抗捐、抗租、抗粮”斗争，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。王蕴中也在这些活动中得到锻炼，增强了组织性、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。
1925年，“五卅惨案”的消息传到北京，北京党组织立即发动各阶层人民进行声援。王蕴中和在京的三台同乡好友加人“沪案雪耻会”，成立演讲队、演说团，连日奔赴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，宣传英、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，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反帝斗争中。6月10日，“北京国民大会”在天安门召开，他们在会场搭起5个讲台，轮番演讲，振臂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把救国救民斗争坚持到底！”等口号，激发群众斗志。会后，数万群众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大游行。6月30 日，北京学生、工人等500多个团体在天安门举行“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”，他们又结队演讲，带头高呼“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！”“誓死救国！”等口号，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，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，不获全胜，决不罢休。
工农运动蓬勃发展，革命形势不断高涨。在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王蕴中积极投身到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革命运动中。1925年11月29日，由李大钊领导的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“国民政府”革命运动爆发了。学校成立学生敢死队，工厂成立工人保卫队。王蕴中、谭卫根等党员学生，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，到城区张贴标语，散发传单。传单像雪片一样在人群中飞舞，屋顶的旗帜迎风招展。下午2时，神武门前人山人海，旌旗蔽空。由工人、学生、市民群众组成的万人队伍浩浩荡荡向段祺瑞执政府出发。队伍迅速包围执政府，赶跑警察总监，占领警察局和邮政局。这场夺权斗争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，最后未达到预期目的，但打击了反动军阀的气焰，展示了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。经过多次革命斗争的锻炼，王蕴中成为所在学校的革命骨干，年底，任北京工专党支部书记。他的好友谭卫根、左治生也分别担任了北大、中国大学党支部的领导工作。
这年，到北京求学的三台籍学生已有8人加入了中共党组织。为向家乡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冬天，他们与进步青年许可经（三台中太人、北京音乐传习所)、李实(北京陆军大学）杨光善（北京朝阳大学)、文善智(南京大学）成立“梓光社”意为“马克思主义光芒普照梓州大地”。在三台籍书法家左攀龙（左治生的父亲)、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、知名人士王汝庄等人的资助和三台县教育局的支持下，创办《梓光》杂志，由谭卫根任主编，其余成员为撰稿人。《梓光》杂志以民主、科学为旗帜，提倡新文学、新道德，宣传革命道理，传播马克思主义。刊物每期除在京散发外，大部分寄回三台，为三台人民播下革命的思想火种。创办刊物，对他们来说时间非常宝贵，白天要完成学业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，撰稿、编辑只能在晚上进行，常常工作到深夜，甚至通宵达旦。
1926年3月，王蕴中和谭卫根参加北京学生“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”示威游行。18日，200多个社团、10多万群众汇集天安门，会场高挂请愿者的血衣，李大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，“打倒段祺瑞反动政府!”的口号直冲云霄。会后，2000多人组成请愿团到执政府门前列队请愿，遭到反动军警排枪扫射，致死47人、伤200余人。在“三一八”惨案中，谭卫根身受重伤，送北京协和医院救治。王蕴中幸免于难，在医院精心护理谭卫根长达数月。
谭卫根康复后，与王蕴中均留校主持支部工作，主办《烈火》《新生》刊物，继续宣传革命，发展进步力量，俩人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了。
叛徒泄密 英勇就义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。4月28日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英勇就义，北京党组织处于腥风血雨之中。党中央派蔡和森、王荷波到北京组建北方局，恢复北京市委，同时将谭卫根由北大支部调北京市委任候补执行委员、宣传部长，将王蕴中由工专支部调北京市委任交通员。此时，王蕴中和谭卫根的行踪已完全转入秘密状态，不能在学校及其他公开地址住宿，只能化名变装，在距北京市党部机关较为偏远、离工大比较近的西北城小胡同租房秘密居住。随后不久，王蕴中、谭卫根调北方局工作，由蔡和森直接领导（当时北方局隐蔽在某京官公馆内，蔡和森对外自称为该京官的“三姑少爷”，王蕴中和谭卫根则是蔡和森的随从)，行踪更加隐秘，与外界的联系就更少了。
1927年10月，北京市委计划等奉系军阀败至卢沟桥时，发动武装暴动，但由于叛徒泄密，中共北京市委、共青团北京市委全部遭到破坏，王荷波、王蕴中等 18名同志被捕。中共北方局也因此受牵连影响，被迫分散，转移住所。蔡和森起初将住所转移到某印刷厂并叮嘱谭卫根每天前往接头，过了几天，蔡和森又不知转移到何处去了，印刷厂随即被查封，谭卫根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。
王蕴中与北京市党部其他被捕同志被关押在一起，王蕴中的好友戴明德（四川蓬溪人，北京农大学生)也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，尽管两人不能交谈，但能够以目示意。据戴明德回忆:“当时看到王蕴中在监狱中的惨状就知道他遭受了极端残忍的酷刑。每当用目光询问他的伤势时，只见王蕴中频频用手指向心窝，示意他不久就会被枪决但他宁死不屈的态度非常坚决。”后来，戴明德再也没有看到王蕴中。1927年11月18日，王蕴中和王荷波、段百川、王敬臣、王尽中、王德林、王光临、盛志权、刘惕庄、杨鹤云、安辛生、颜蔚圃、董枝皋、王端、陈舜臣、罗采五、余永藻、吴可18名同志被反动军阀秘密杀害于安定门外箭档西侧(今地坛北里东端)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经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为“十八烈士”，烈士遗骨由箭档迤南约300米的东营房荒地(今和平里南街西段北侧)移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。王蕴中的妻子陈氏，在得到丈夫殉难的消息后，悲伤过度，不久去世，没有留下子嗣。
来源丨三台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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