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4月29日，在华人世界里颇有名望的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与世长辞。因他所著颇具争议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一句“一个中国人是条龙，三个中国人是条虫”，让他在国内声誉鹊起。
在现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人廊，如今还悬挂着他的照片，标注他毕业于东北大学。鲜有人知道，柏杨曾经在内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度过两年多的时光。在他的回忆录里，柏杨记录了在三台求学、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东北大学内迁三台县
东北大学于1923年4月26日创建于沈阳。九一八事变后，被迫辗转迁校于北京、开封、西安。1938年3月举校迁来三台县，在县城东街借得杜甫草堂一部分及潼属联立中学一角，作为校址复课。
在国破家亡的历史环境中，东大师生虽流离转徙却凛然坚守爱国气节。办学期间，在三台人民积极支持下，爱国师生在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，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，活跃当地文化生活。抗战胜利后，东北大学于1946年暑期迁回沈阳。东北大学在三台期间涌现出众多名人，其中就有柏杨先生。
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校门
冒名顶替柏杨读大学
柏杨原名郭定生，后来改名郭立邦，籍贯河南辉县。1943年，以非正常途径取得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件的柏杨（当时名郭立邦）以沦陷区学生身份辗转来到重庆，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，报考当时的中央大学，却名落孙山。
在准备次年继续考试期间，时年24岁的柏杨在重庆两路口租了一间房子，被教育部战区学生委员会安置在重庆两路口的登记处当一名干事，负责登记从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的报名及资格考核。期间，柏杨以工作之便，将一名叫郭大同的南京流亡学生的毕业证改为郭衣洞。柏杨再以郭衣洞的身份冒名，并转报设在重庆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，以便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。就这样，柏杨被顺利地分配到设在三台县的东北大学，插班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。
对于这段经历，柏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教育部那个科员，怎么会把我分发到东北大学，而没有分发到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、重庆大学，或设在四川的其他大学。根据什么理由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，有一件事非常明显，假定我不读东北大学，以后发展的轨道，可能不会走向台湾……”
1946年，柏杨历尽千辛万苦，作假作伪，总算熬到大学毕业。毕业典礼后第一件事，就是飞奔照相馆，摄下这张学士照。
以下摘自柏杨回忆录章节：
为过烟瘾一支一支买
1945年10月下旬，天渐渐入冬，北方虽冷，但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。在当时的流亡学生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家庭贫苦的学生没有棉衣，只有到基督教会当时设在三台的一个学生公社借用粗布棉大衣。作为流亡学生，柏杨当时也比较困难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也借到了一件棉衣过冬。但我却吸上了烟，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。那时候买烟，不是一包一包的买，而是一支一支的买。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，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，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，举起食指，大言不惭地说：司令牌，来一支，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，回到学校，在大庭广众中吸起来，十分得意。”柏杨后来在回忆录中还写道，三台东街东北大学门口卖纸烟的那位小贩不友善，从不肯赊烟给他。
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教职员工合影
罢课趣事“力争粪费”
柏杨入学不久，就发生了“力争粪费”的罢课风波。什么是“力争粪费”呢？并不支持罢课的柏杨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东北大学全校男女学生只各自有一个厕所，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，最快要五分钟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，白天还好，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，可是到了夜晚，寒风袭骨，爬出了被窝，要走五分钟，才能摸到，简直是一种苦刑。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的大解放，出了寝室门，就在院子里小便。冬天结冰时，院子里冰块高高的堆起，全是尿液冻成，夏天则是一片腥臊，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，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。远在男厕所的粪便，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，所以每隔几天，就要被掏一空，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。”
“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代金，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，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。代金数目已不记得了，每月都在增加，可是物价飞涨，代金不够伙食费。那时候就流行一种‘见饭愁’症候，八人一桌，四菜一汤，汤只是一碗咸水，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，偶尔有一盘花生米，立刻被抢一空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同学们唯一的希望，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，用于改善生活。所以，力争粪费分发给学生便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。”
东北大学校园恋爱风波
“当时在三台的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，经济富裕的是本省同学，而经济紧张是外省流亡同学，在伙食上因经济状况不同，存在明显的差别……大学生活，食色性也，男女同学间最容易恋爱。不过，那时候男同学有女同学的八倍之多，一直使女同学的身价居高不下，外省同学因为比较穷，也就先天的屈于下风。那时候三台没有其他娱乐，东北大学学生唯一可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晚饭后，到县城狭窄的街道上压马路。偶尔有男同学邀得女同学并肩而行，立刻成为天大的新闻。本省同学衣服穿着比较华丽，而且出手阔绰，和女同学压马路之余，还可以请她到小馆吃一碗猪肝面，而外省同学则攒钱攒上一个月也不见得能请得起，所以，外省同学纷纷大败。有一件事，发生在我入学的次年。一对平常形影不离、几乎已被肯定成为夫妇的一对毕业班同学，那一年发生变化。一天上午，我被一个同学叫住，用惊恐的声音吩咐说：快去车站，找张素娥，告诉她韦真翰自杀了，要她无论如何回来。于是我向南门外跑去，（注：现三台潼川古城，当时三台南门外最繁华，是车站码头集中地）看到张素娥正提着行李在那里等车。我把话告诉她，认为她一定会跟着我回校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最初一脸惊愕，接着变成不耐烦的神色说”车子马上就到了，这班车不走，今天就再没有到成都的班车了。“这回答大出我意外，我有点冒火，几乎要把她拖回来，但仍勉强忍住，大声说：”你们是情人啊！“张素娥犹豫了一下，把行李交给我，随我走回学校，一路上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我把她送到韦真翰的寝室，里面挤满了人。有人开始欢呼，安慰病人说”你发什么傻，张素娥不是回来了吗？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吧！“
大家陆续散去，我看到张素娥进入宿舍，用手把门关上。我也回到宿舍，觉得自己是个侠义之士，做对了一件事。可是，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，听到消息，张素娥和韦真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，第二天仍悄悄的走了，一些男生开始咒骂那个女生是贱货、不要脸。我最初也跟着咒骂，可是我觉得很不对劲，忽然想起来，张素娥这样做定有她的原因，男女两人发生肉体关系并不等于跟对方写下了保证书，她为什么不能离开他？只要她想离开，她就有权离开。女人和男人睡一觉，就等于是签下卖身契，万世不能翻身，这是古老的男人压制女人的手段，在二十世纪大学生脑筋里居然存在，使我大为惊惶。”
在三台庆祝日本投降
在抗战胜利前，三台县政府只有一个收音室，也只有收音室才有收音机，负责收听、抄写、油印，并分送有关机关的新闻简报栏。柏杨在三台县得知日本投降消息，最初就是在新闻简报栏上看到的。
柏杨在东北大学这条走廊简报栏看见日本投降的消息
“1945年8月15日傍晚时分，气氛有点异样。大概六七点钟左右，在东北大学走廊的简报栏上出现，第一条消息是这样的：‘美国投下原子弹，日本宣布投降。先看到的同学，像疯子一样，跑到街上，招呼大家快回去庆祝，全校一片欢腾……！纷纷议论：如何迁校和如何返乡？东北大学原址在沈阳，当然是迁回沈阳。沈阳和三台直线距离二千二百公里，当时，伪满洲帝国依然存在，这对封闭在内陆已久的青年学生来说，更是最大的刺激。天已入夜，大喜若狂的同学们，在东大唯一的广场（现台中后操场），燃起营火，找了很多木柴，甚至学校的破板凳、破桌子，都投掷进去。熊熊火舌舐向天际，火影忽亮忽暗的掠过每位同学的面颊，看得出内心的喜悦，那是一百年之久所盼望的喜悦……”1946年，柏杨随东北大学迁回了沈阳。
柏杨和夫人张香华
位于三台东街陈家巷内的原东北大学教授宿舍楼遗迹
60年后取得博士证书
1946年，冒名顶替读大学的柏杨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拿到个文凭了！他在照相馆提前照了一张毕业照。谁知东北大学校方查出他当年报考的证件是假的！于是报请教育部开除了他的学籍。
2006年，柏杨获得了台南大学名誉教育学博士证书！戴上名誉博士帽时，柏杨很高兴地说：“我终于有了一张真的文凭，只有这一张是真的！”
柏杨获得台南大学名誉教育学博士证书，戴上台南大学名誉博士帽
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、政治学研究所主任张雷教授认为，柏杨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真的文凭而自惭形秽！说起来，柏杨当年伪造文凭并不是为了求得一份好的工作，或者一个高的职位，而是为了能够读书，他可以称为文凭伪造大王，但他伪造文凭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学习知识。欺骗行为本身是错的，而动机是好的。柏杨并没有因为自己这段历史而背上沉重的包袱，他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了真才实学，成为一代名人，也许正因为他对于依赖一张纸才能说明学问的制度的不满，日后他才会有勇气写出那些对文化、对时局充满批判精神的文章。
吴功斌收集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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