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台东门外的“万人坟”，你知道吗？

          “万骨齐埋一窑中”
——明末清初战乱对潼川州的破坏刍议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左启

   明末清初，发生于潼川地区的战乱，时间长，次数多，规模大，对城镇的破坏以及对百姓的伤害，都异常严重。先是四川的满天星、蝎子块起义和赵铎、悟升、何文让起义及蓝廷瑞、鄢本恕、廖蒽起义。这些起义虽未直接波及潼川，但对潼川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。其后，李自成领导的“大顺军”和张献忠的“大西军”，都先后多次攻打并占领潼川。
    崇祯十年（1637）五月，李自成自秦州“犯蜀”，“陷南江，转寇通江”。六月，四川地鸣，“震声闻数里”。工科给事中、蜀王府椽吴宇英上疏于朝，言:“壮丁死于疮痍，老弱困于转输”，“井邑空虚，关梁不戒”，“镇臣侯良柱，犹以贼去为功，视为易与”。因此建议朝廷“早为之计也”。结果，“上不省”。其后，吴氏“起兵讨贼，不胜而死”。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张献忠“过潼川，遂宁戒严”。潼川州游击王干城将告急信写在木板上，借涪江急流飘送到遂宁。明朝官军四川统帅杨展北上援救，“上下夹攻”。张献忠腹背受敌，急忙向西充转移（《射洪县志》）。不久，张献忠卷土重来，将王干城所率潼川义勇包围在云台观内。王干城负险抵抗三天三夜，内外无援，矢穷力尽，惨遭杀害（《民国三台县志》卷八）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李自成大败于山海关，奔西安。七月，遣将马科，由阶文潜入提塘，李从彦率党应之，攻克保宁（今阆中），会黎玉田，“由顺庆（今南充）趋潼川”。于是，川北州县，“尽望风降附”，潼川知州陈君宠殉难。马科围潼川时，陈公“旦夕督民固守”，终因“援绝城陷”而被俘。马科逼降，遭陈公痛骂，欲杀之。因“潼川士民涕泣拥护”，而“贼亦重先生节，遽不加害，欲久困以屈之”。遂将陈公囚禁在五显祠内。陈公“饮酒赋诗自若”，“终无降意”，遗书于其子曰：“吾以身许国，一死无他说矣”。遂自尽而死。士民启户视之，“生气凛然”。下葬之时，于其袖间得遗诗二首。诗曰：“世局竟如此，吾身安以逃。未能诛鼠辈，死亦等鸿毛”。“俯仰惭天地，君亲恩两违。吏民休惜我，视死已如归”。（《民国三台县志》卷十六)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张献忠部将刘文秀攻克潼川州城，下令纵火焚掠。霎时，潼川城“火光烛天，数万家无一存者”，全被熊熊烈火化成了灰烬。同时，大西军在潼川大开杀戒，州城百姓“尸横城野”，血流成河。王干城侄子王新命亲历实录：他家70余口，连同他9岁的小妹，都被大西军屠杀。11岁的王新命藏身在文昌宫地窖内，侥幸躲过追兵，后在夜色掩护下，逃出州城，这才保全了性命（《四川通志·王新命传》）。一直到“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平寇左都督杨展”，才传令部下，将潼川州遇难百姓的尸首，“封筑”在州城“东门外”，民间俗称“万人坟”。 自京城返乡的潼川诗人万谷旸见此，赋诗哭祭道：“古道寒鸦号晚风，归人掩泪看蒿蓬。城边有个三尺土，万骨齐埋一窖中！”（《民国三台县志》卷三）
   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王朝后，清王朝曾向张献忠下诏招降。张献忠断然拒绝，坚持抗清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七月，张献忠率领大西军60万人之众，从成都开赴川北，准备同清军展开血战。潼川和绵州城都有大西军重兵把守。张献忠大本营设在西充县的凤凰山。这年十一月，防守广元朝天关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投降清军，引领清军奇袭凤凰山。张献忠猝不及防，中箭身亡。其后，张献忠部将李定国、孙可望、刘文秀等领军南下，坚持在云南、贵州地区抗清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清朝四川巡抚李国英攻占潼川。
    然而，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，“四川郡邑，皆附吴三桂”。很快，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三省全被吴三桂控制。其后，吴三桂进一步将其势力发展到湖南。顺治十五年（1678）三月，吴三桂在衡州称帝，建号“大周”，改元“昭武”。同年八月，吴三桂病死于衡州，其孙吴世璠继“大周”位，改元“洪化”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，清朝西安副都统佛尼勒同安将军瓦尔喀，奋威将军、平凉提督王进宝，与总兵王朝海，“招降潼川府城及盐亭、中江、射洪诸县”。（《民国三台县志》卷十四）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十月，清军包围昆明，吴世璠食尽援绝自杀。吴三桂发动的武装叛乱始告平息。
    在吴三桂割据西南地区叛清和清王朝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中，潼川州继明末战乱之后再一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百姓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人口急剧下降，不少乡镇村庄“有可耕之田，而无耕田之民”。昔日“剑南重镇”，“半属荒烟”。清廷官员王士祯于顺治年间途经潼川，所见州城是“女墙崩积雨，郡郭入荒榛”；所睹乡野是“荒村阴洞黑，寒夜鬼磷青”。“典试四川”的方象英在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所作的《哀川北》一诗中感叹道：“七月发阆中，五日达潼川。中江近千里，四顾无人烟。”“潼川亦都会，萧条无数掾。州官僦茅舍，寥落同枯禅。城廓久圮废，廨舍狐鼠穿。小民二百户，黾勉输官钱。”顺治十八年统计，全川人口仅有8.048万人，只占明朝万历年间四川人口310万的2.6%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统计，三台仅有居民3550户，人口8264人（《民国三台县志》卷十二）。即使加上未成年人口，也不过万余人。
    清王朝统一四川后，政权机构设置基本沿袭明朝，在潼川设直隶州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清廷根据四川巡抚鄂昌建议，增设三台县（以城西三台山为县名），升潼川州为潼川府，辖三台、盐亭、射洪、中江、遂宁、蓬溪、安岳、乐至八县。府治设在三台县城（《世宗、宪宗实录》卷一百四十九）。
    面临残破不堪的局面，清王朝采取“休养生息”政策，鼓励和动员湖广（今湖南、湖北）等省百姓到四川垦荒，并多次减免四川百姓的赋税，一度形成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热潮，有力地加快了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。至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统计，全县居民增至49563户，人口184679人（《民国三台县志》卷十二），比乾隆六年初次报部的“旧民新籍”的3550户、8264人分别增长了46000多户、17.6万余人。同时，还对地方官吏严加考核，形成制度，并根据政绩好坏升迁或淘汰。《民国三台县志》记载，张应诏于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出任潼川知州，因在任“有德政”，升任刑部员外郎。同书记载，王以丰继任潼川知州，“在任五年，民怀其德”，把他的画像挂在琴泉寺，年年拜祭。同书记载，浙江归安举人柴鹤山于乾隆五年（1740）出任潼川知府，“吏民畏威怀德，郡称大治”，退休离开三台时，送行的人把道路都挤爆了。《锦里新编》记载，费元龙于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出任潼川知府，不久升任川北道台，再升按察使司副使，“在川十余年，整躬率属，洁己爱民。”终于形成社会比较安定的“康乾盛世”。三台重新走出历史低谷。
来自: Android客户端

学习了三台历史。

来自: Android客户端

见识了
来自: Android客户端

顶一个
来自: Android客户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