潼川古城的前世今生

作者：张庆

三台，初名为“北五城县”，始建于公元432年南北朝南朝宋，是以郪县所辖涪江、五城水(凯江)汇合处三角洲“平阳乡”划出而建。又因其城址在五城水北岸而命名为“北五城县”。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：“南朝(公元435年)宋，于此置新城郡，州(郡)城元嘉中筑，左带涪水，右挟中江，居水陆之要冲。”明证“潼川古城创置于南北朝刘宋时期，但郡城占地面积多大，有无城垣(池)、楼、垛，却了无史载。

直到公元618年，隋朝建梓州，及唐朝开成四年前，梓州城的城建规模，方留下了一些文物印迹，即80年代城中大十字百货公司、城西工人俱乐部、城北县人民医院等地域动建，在地基开挖时，出土多处土石城垣文化层，方可推测为：时唐梓州城区，已形成今以大十字为中心，西以清真巷、九倒拐街西为标点，北以梓州国际、原县委宿舍为标点;东以东升巷口为标点;南以皂角城、陡坡子两处为标点的州城区域(注：此为大致推新，非定论)。

唐至德二年(公元757年)，唐朝在梓州郪县置剑南路东川节度使府，不仅开行省治地先河，方因下辖12州69县，军、监，而将与藩镇(省会)相匹配套的城市建设，正式列入朝庭和路府重要议程，随即扩建城池，筑土石城墙，完善城隍设施，使梓州城初具古城规模。

唐开成四年(公元839年)，因涪江南下旧道直冲州城北门，并环没今县人民医院、三台中学、紫东阁一线，在汇龙港西与凯江交汇，每至夏秋洪水，皆撞破北门城垣，穿城破肚冲刷城内民房，淹毙居民，外环则北东南三面肆虐，民怨不绝。时任东川节度使兼梓州刺史郑复，痛下决心，违制擅调府兵三千，凿江东移，别开五里新江，导涪江水傍东山下东流，使水道与城相远，绝水患，安民居。

涪江东移后，为省会城市的扩建创造了良好条件。据县文物管理所景竹友先生考证：唐朝后期梓州城，因郑复将涪江河道向东移至东山脚下，并在城东城北筑防洪堤，使城北城东旧河滩免去水患，城区面积急速扩大，城区西北面略有扩展，由北至南却已将今县人民医院、三台中学、松花井、皂角城一带纳入城垣之内，基本奠定了其后宋、明、清三朝州(府)城地域基础，其城之雄壮，被李商隐及众史家冠以“蜀川巨镇”、“剑南名都”、“西南大都”之名。

宋朝改剑南路东川节度为梓州路(潼川府路)，其辖域范围更猛增为：3府、14州、9部(西南夷)，157县及域内军监，其省会驻地府城的扩建又被列入日程。当在情理之中。公元1107至1110年间，北宋梓州路转运副使卢知原“增筑城垣十余里”。公元1219年，南宋潼川知府李埴复筑新城，时任潼川府转运判官的魏了翁作《潼川府新城铭并序》，记为：“秋七月庚子贼平，乃建治城隍(防)，且包牛峰，移西溪，为久远计。”亦即将潼川城向西扩移，把西城城墙和城门，移至牛头山足东侧的西溪河岸。这次的扩城筑垣，使三台古城以老西街口为中心，辐射城南和新西街一线古城墙基本定位，成为明、清“潼川古城”雏形。但遗憾的是，唐时之“梓州城”，宋代之“潼川城”，不仅没有留下四大城门之名，更无相关城垣(池)、城域的准确数字记载。

公元1261年，元朝改潼川府路为潼川路，潼川城无大变化。

公元1457—1464年，明天顺中，潼川知州谭道生“因州城破坏，代石更修”，《大清一统志》：“潼州州城，明天顺中，因旧址石筑，周九里，高一丈六尺，扩四丈，门四。环城有池，扩四丈，引西溪水注之。”也就是说，自北五城县、新城郡、梓州建立，至明朝天顺中，梓州城、潼川城，一直处在不定位的扩建之中，直到明代谭道生“代石更修”，方才完成“潼川古城”的基本定位。

公元1531年，明潼川知州赵德宏，因州城塌陷，乃重筑新城池，四年始成。据《明邑人三完潼川州修城记》载：“州城高一丈六尺，周九里，壮若蛇盘，计一千六百二十丈。石拱四门，东曰东流，南曰南薰，西曰通蜀，北曰川北，谯楼重檐，墙飞女堞。环城有池，阔四丈，引西溪九曲水注其中。又于城东砌石堤防洪，植柳万株于其外。”准确说，赵德宏这次历经四年的大型城市建设，才真正完成了“潼川古城”的定型。

公元1734年，清雍正二年，潼川州复升格为潼川府，在原郪县地域重新建县，弃用郪县名，而以县城城西三台山之意，称名“三台县”。

公元1767年，按府台指令，潼川府辖八县共筑府治古城墙(注：古城墙有石刻题记“乐志县分筑”为证)，并授权三台县令徐世楹领军，安岳县令朱琦协助，向上申领国库帮金三万五千，大修城池，四年竣工。据《重修三台县城垣碑记》载：“城墙高一丈四尺，厚六尺，墩高一丈七尺，城周九里三。炮台九垛，堞口2053个。城门四，谯楼四，下为石捲拱洞门。四门分别称为：东门曰“凤山”(有凤东来)、西门曰“龙顶”(引三台山龙脉入城)、南门曰“印台”(城南印台山)，北门曰“涪江”(涪江北来)。城内域面积为九百余平方丈。绕城池壕(护城河)仍宽四丈。”至此，“潼川古城”全身而立，名冠巴蜀。

潼川古城按古城邑建置规制和风水形胜要求，东南西北朝向明确，初开四门亦明确，但其后却又出现“第五门”之怪象。对此，清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.舆地志三.城池》载为：“考潼郡西门，向建后西街，徐世楹(知府)改建前西街。嘉庆五年，教匪滋事，士民禀请改复旧址，未行。道光二十三年，又请，仍未行。咸丰元年，又请，署知府杨玉堂禀准举行，二年落成，名曰“来仪门”。于是潼城门有五矣。咸丰十年，蓝逆(义和团蓝朝鼎部)围城，知县刘瑞琳渝令暂闭。后士民请开，屡有梗阻。至光绪十年(1851年)，署知府熊绍璜到任，土民又请，批准重开，俗呼“新西门”。

也就是说，潼川古城的西门，从唐宋至元明，均开在新西街口。又因水路的繁荣，梓州大码头“无数涪江筏，鸣挠总发时(杜甫诗)”，使古城的商贸物流中心，一直定格在沿城南水路大码头入城即喧嚣繁华的“小十字”一带，因而，现在的老西街，当时称为前西街，现在的新西街，当时称作后西街。而1767年徐世楹重修潼川城时，深虑当时“义和团”为患，主要考虑牛头山阻守之利，以及后西街(新西街)外地域宽阔，易攻难守的不利因素，方关闭后西街城门，将其移建至前西街(老西街口)。其后，县民多次上书请愿，要求将恢复重开后西门，但却未能如愿。直到咸丰元年(1851年)，知府杨玉堂批准重开新西门，取名“来仪门”，却也保留了“老西门”，因而，潼川古城便有了“五门”。

据此可知，潼川城五门中，西城两门，严格说，现在所称的新、老西门，按历史顺序，应该打个颠倒，“新西门”才是正宗的“老西门”，只不过因杨玉堂批准重开时，被民众顺口误称为了“新西门”而已。

民国时期及建国后，为县城发展和交通需要，县城也还分别开过小南门、小东门、小北门，但古城城内地域和城墙位置，均无变化，城外也仅有西外、南外，东外，北外四条街道。

新中国建国初，为经济发展需要，先后拆除了新、老西门、北门。90年代后期，因县主政官员涉足房地产开发，不顾《文物法》和民意反对，下令強行拆毁西、北环古城墙，及老西街、东街以南半壁潼川老城区(街、房)，只留下东城门、南城门，及相延伸的古石残城墙千余米，及南城门内方家街一角，南外街残存古城建筑遗址。

附：清嘉庆“潼川府(县)城”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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